居延都尉府和居延县位于何
？这是最的问题。对于该问题，籾山明，2001行了概括。面以此为基础，加以补充和叙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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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延洲已经被认定为汉代的遗迹当中，突的有两，即K688和K710。现在认为居延都尉府就是K688之说，十分有。少数意见则提应为K710之说。然而，近年有报告称在K688以东有巨的遗迹。据吴礽骧，2005称，遗迹规模南北506米，东西宽180米。可知它比被认定为肩都尉府的A35还巨得多。〔9〕的确，从遗迹的规模考虑，这巨的遗迹，应当比K688更像是居延都尉府。但是，实地考察之发现，这巨遗迹部很程度被侵蚀，详考察遗迹部构造，极其困难。
吴氏认为该复遗迹为居延都尉府兼居延县。宋会群、李振宏，1994以汉简为论据指，都尉府和县能同在，因而吴氏的观点能接受。吴氏认为K710是居延县，其原因概是认为K710的年代比K688靠。〔10〕另方面，将K710认定为居延县的论者很多，们论据的起源可追溯到贝格曼的印象(贝格曼，1945：145 146)。这里举的是，接受籾山氏的观点，认定K710为居延县的代表有罗仕杰(罗仕杰，2003)。罗氏举两个方法，是从汉简的《北书》、《南书》记载，考察甲渠候官和居延县位置关系的方法，另是用GPS数据测量甲渠候官(A8)和K710之间的距离，将其与汉简记载行比较的方法。
两者之中，者关于《北书》、《南书》的解释欠妥而能接受。所谓《北书》、《南书》，是居延都尉府或者居延县等，与肩都尉府和张掖郡等之间的往文书，能仅仅以此为据，论证甲渠候官和居延县的位置关系。者据GPS资料所得两者之间的距离，也是罗氏据土于A8的266·2“官居延去候官九十里”的记述而认为从甲渠候官到居延县的路程有九十里。以此为据，汉代里计算为0.414千米，从GPS判断的直线距离为29.24千米，从汉简判断的路程为37.26千米，路程和直线距离之间的差距竟达8千米。此外，距甲渠候官八十里之外的里有多，村武幸氏认为这些里被包括在居延城，而从居延县治到甲渠候官有八十里。〔11〕若如此考虑，路程成为33.12千米，与直线距离的数字接近。这样却现与266·2之中的九十里的记载能致的问题。
总之，关于居延县遗址，包括汉简解释在，还是缺少决定证据。籾山氏管提K710周围存在汉代耕地痕迹，可是，将在文叙述的那样，在其地域也有广袤的汉代耕地痕迹，从而能概认定只有K710才是汉代的农耕中心。还有，必须留意甘肃省文考古所有关K710的年代比K688新的考古学观点。原本没有发现真正的居延县遗迹，或者它早已被破，也许确实应该假设这些可能。
面两个重遗迹，仍没有确定其位置，可以说还没被发现，那就是居延候官和遮虏障。
关于居延候官，土于A33的41·35有记载，其官居延鄣候现在E.P.T52：401A和新额济纳汉简E.S9SF3：4(土于T13，记有建武四年九月的纪年)中，还发现关系到居延塞尉的四例(46·10A［记有元□三年的纪年］、127·25、145·31、259·4，均土于A8)，这些至少能肯定居延候官的存在，其详况却完全明。由于数据的稀少，居延候官遗迹究竟是哪个，就连假设都无法成立。
按照以往的说法，居延都尉府治候官有居延、甲渠、殄北、卅井等四候官，籾山明氏则认为甲渠、殄北、卅井三候官(籾山明，1999；籾山明，2001)。确实在行文书中，有的只记载“甲渠、殄北、卅井”三候官，很难说明记载居延候官的理由。〔12〕也有观点认为居延候官是西汉末年新设官署(额济纳汉简讲读会，2006：182)，它似乎定只局限于西汉末年。〔13〕
关于在居延洲最早建立的遮虏障〔14〕，除了陈梦家，1980a认为是K688，李并成，1995认为是K710以外，尚未被提其假设。汉简中现遮虏置(E.P.T65：315)、庶(即遮)虏仓(E.P.T40：75A)等设施名称，可以判断它是有各种机能的复官署，而且其周围形成庶虏里(E.P.T65：462)和里，甚至还有遮虏辟(E.P.T51：125)。关于它的位置，汉简能说明，对其相对位置只好以加以代。
Ⅲ 为了探寻居延洲的汉代耕地
在居延洲现的防卫机关名称中，有名为“甲渠候官”和“卅井候官”的，这些颇为有趣。米田贤次郎氏很早指“甲渠”为路名称，曾从额济纳河引灌溉农业(米田贤次郎，1962：283)。另方面，“卅井”这名称可能由于挖井取，它使看到这带曾经利用地行灌溉农业。这仅仅意味着居延洲取方法的同，而且表明在还未确定候官名称之，即在居延洲防卫组织整备之，早已利用渠和井，整备设施，备耕地。防卫组织的成立和耕地备的顺序，虽然能这样颠倒，但实际两者无疑是同时被引入了居延洲。
那么，面结实际，探讨现在居延汉简中的渠。首先，们看到的是“治渠卒”〔15〕。从和“田卒”写在起可知它属于居延农的农官系统卒兵。据新公布的敦煌悬泉置汉简，可以看到“治渠军猥候(ⅡDXT0214③：073A、《释粹》35)”和“穿渠校尉(ⅤDXT1311④：082、《释粹》199)”等名称。所谓穿渠校尉，若照字义解释，似乎是以穿渠为其职掌。从悬泉汉简又发现以汉简：
民自穿渠，第二左渠，第二右渠，门广六尺，袤十二里，广五罐。(ⅡDXT0213③：004［《释粹》58］)
从该简文可以获悉它并是官方主导行的基础设施建设〔16〕，而是民间自己穿渠。“第二左渠”和“第二右渠”概是渠之名。
在居延洲有何种名称的渠？关于这问题，李并成、景二氏早就有论述。但是们并没有注意居延旧简的土地，从而混入了多数肩洲事例。于是，当专门谈论居延洲时，恐怕会产生误解。其中只有E.P.T52：363(“第五渠三泉里□尊□□小取
”)可以断定其为居延洲的渠。与悬泉置相比较，令趣的是两者的渠名称有使用序数的共同特点。
们很早就发现居延汉简中存在着以第某和序数编排的组织。除了被称作所谓“号码燧”的烽燧之外，又发现了“第某”、“第某辟”，籾山氏对两者关系投入了关注(籾山明，2001：462)，认为“可能指同个事”。它和被序数命名的渠之间，是否还有什么关系？所谓可能，也就是说农官以渠为单位管理农地，若在渠附近有作为居住地的辟，那么将其命名为第某辟。
籾山氏和村氏的观点表明，仅仅是在居延县城，在城外也有许多里。里如同零星村庄样散落在城外。这样的印象，适居延洲遗迹群的实际分布状况。文举汉代遗迹集中的地域，分别加以探讨。
()汉代耕地和西夏、蒙古时代的耕地
李并成、景二氏将居延洲耕地遗迹区分为汉代、唐代、西夏—蒙古时代等三个时期。其中唐代耕地遗迹被认定在K789周围，但是正如在文将叙述的那样，K789带并存在只在唐代开发的据。其是，除了钱币以外，难以划分唐代和西夏、蒙古时代。基于此，本文决定致划分汉代到魏晋时代和唐代到蒙古时代(贝格曼称“喀喇浩特时代”)两个时期(以两者分别称为汉代和西夏、蒙古时代)。两个时代之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——特别引注目的是李并成氏指北魏时代以居延洲北部已经沙漠化加剧(李并成，2003：243 244)——希望得到相关线索。
二位称们行了实地考察。文以们的报告为准，概述居延洲汉代和西夏、蒙古时代垦区的同。
李氏将汉代垦区分为南北二部，认为南部在城带，北部在五塔(即T73)以北包括K710、K688、F84(T84〔17〕却位于五塔西南)、K749的东西约42千米、南北约15千米、面积约600平方千米的范围之。认为，在汉代耕地中，北部因沙漠蔓延而被废置，西夏、蒙古时代则开发了汉代耕地的南部(李并成，2003：242)。
另方面，景氏认为弱(即可能是指Sommarstrm所说的额济纳河)左岸为汉代耕地，右岸则是主地方，即有汉代遗迹存在(景，1999)。还估计居延洲的耕地总面积(包括从汉代到蒙古时代)为46万亩(约300平方千米)(景，2003)。景氏与李氏同，认为居延洲耕地在每个时期都由北往南移。
二位的观点，在总面积和耕地迁存在差异，特别是其中包括汉代耕地遗迹在西夏、蒙古时代到底是否有再利用的可能这重问题。即是这样，在汉代耕地所在地，观点却基本致。然而，通研究贝格曼的调查报告，又获得了更为详的报。特别是二位尚未涉及的A10带，却早已引注意，是有重意义的地域。
(二)A10带
陈梦家，1980a和陈公、徐苹芳，1988将A10认定为“通泽第二亭”或“通泽第二燧”。A10的规模为6.5米见方，绝非很。但是在居延洲遗迹群中，它占有独特的地位。原因是，其形同于其遗迹，其它曾度是烽燧而是亭。因此，从这里土的文和简的特征，和其烽燧截然同。
